鍾欣桐

　　日前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以《成都新局——關鍵字廣告治理現代化的城市實驗》為題，從成都對外開放、實施“五大興市戰略”、全面深化改革等方面，對成都治理現代化的探索進行了專題報道。本報摘錄了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後，2月17日，習近好房網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再次向來自全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系統闡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現代政治的核心理念。
　　在政情觀察者看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兩個“現代化”的提出，意味著中共執固態硬碟政理念由“管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清晰轉型。對地方的主要施政者，中共高層更看重具體落實和執政智慧。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版圖裡，成都向來是改革熱點地區之一。自2011年實施“五大興市戰略”以來，成都經濟總量及活力均快速增長，全市地區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以及出口總額等主要經濟指標，在全國副省級城市中都票貼名列前茅。
　　突出問題導向，堅持“問題倒逼改革”的邏輯，是成都決策層創新成屋新謀劃成都發展的鮮明特點，也成了成都市城市治理思維轉變的端始。
　　全面改革的成都考量
　　2月24日至25日，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中共成都市委舉行十二屆三次全會，在明確了深入實施“改革創新、轉型升級”總體戰略之後，首先將此前提出的“五大興市戰略”進行了“提升”。
　　全會明確，為順應中央和省委最新要求、發展形勢最新變化以及群眾最新期待，市委決定對“五大興市戰略”進行完善和提升，把“產業倍增”戰略完善為“產業升級”戰略，把“三圈一體”戰略調整為“統籌城鄉”戰略，並對“五大興市戰略”的內涵進行豐富充實。
　　構建新坐標系
　　“五大興市戰略”形成的時間是2011年底，成都市召開了市委十一屆九次全會。新形勢下“建設什麼樣的成都”、“怎樣建設成都”，成為擺在成都市決策層面前的重大課題。
　　市委書記黃新初當時剛剛履新，他沒有急於對成都的發展提出意見，而是在上任的第三天主持召開了“新形勢下的成都市情再認識”課題調研任務安排專題會。意圖很明確，就是全面摸清成都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面，發現短板，尋找破局之策。
　　很快，市情再認識的12個調研課題彙總。
　　倘若以最終實現現代化和充分國際化構成的新坐標系解答要建設什麼樣的成都，那麼“交通先行”、“產業倍增”、“立城優城”、“三圈一體”、“全域開放”五大興市戰略則回答瞭如何建設這樣的成都。
　　交通先行的邏輯
　　“交通先行”之所以被置於成都“五大興市戰略”之首，從宏觀層面講是為構建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的傳輸系統，同時也是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重要標誌。
　　對外的省際交通將把成都建設成全國第四大航空樞紐、第五大鐵路樞紐、西部高速公路樞紐；對內的市域交通則以軌道和快速路構成的交通網為主；而國際交通則以航空和鐵路為主。
　　按照正在報國務院審批的新一輪成都軌道交通建設規劃，到2020年將完成291公里的“基本網”。其中，2015年基本建成150公里，初步形成城市軌道交通“骨幹網”。此外，今後全市軌道交通會有輕軌，甚至會發展一些短距離的有軌電車，最終形成全域軌道交通。
　　改革的“智慧”
　　從統籌城鄉綜改試驗區到智慧城市，再到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每一項的成都探索背後，都浸潤著成都幹部的思考和心血。
　　“天府新區”建設事關“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戰略目標的實現，而“北改”工程的複雜程度超乎想象，兩者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難題。
　　“天府新區”的規劃建設更多的是對行政管理體制、財稅、投融資體制以及戶籍、土地制度等提出要求，成都依次進行了配套改革，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破解了難題。
　　“北改”工程則對政府執政能力發出了挑戰。於是，類似於“村民議事會”的“居民自改委員會”創新性地應用到了曹家巷拆遷中。
　　不止這些，成都還在醞釀更深層次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從政策層面，成都力挺創新驅動的“1+10”配套政策陸續發佈，其政策支持範圍與創新力度，可謂歷年之最。
　　國際化路徑選擇
　　“全域開放”戰略中的對外開放，實際上是成都從偏安一隅到謀求國際化城市定位的跨越。
　　“全域開放”戰略實施後，成都的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航空國際航線已開通71條，成都正在成為歐洲、中東及東北亞地區的航空中轉樞紐，以及面向東南亞的國際航空門戶樞紐；中國大陸到歐洲最快的鐵路貨運班列“蓉歐快鐵”亦開通運行，面向歐洲的貨運轉運中心指日可待。
　　從2013年6月的財富論壇，到9月的世界華商大會，一年之內，兩大全球性盛會在同一座城市召開，與此同時，成都一躍成為國際資本流入的投資窪地，截至目前，世界500強企業已有252家落戶成都、1600多家華商企業在成都投資。這在中國副省級城市中算是鳳毛麟角。
　　城市治理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專訪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閻星
　　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中不斷涌現新情況、新問題，這對執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考驗著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長閻星認為，成都的探索表明：在多元社會主體參與的治理體系中，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
　　《中國新聞周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中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成都在發展實踐中有何體會？
　　閻星：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說起來簡單，就一句話，政府的事政府辦，市場的事市場辦，但在經濟活動中，對政府“越位”與“缺位”的界定同樣重要。成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規劃和提高政府能效層面，不過多干預市場。
　　“五大興市戰略”的實施，市場的主體作用在政府規劃框架內自由發揮，許多政府頗為頭疼的事，在市場面前迎刃而解。
　　項目落地的市場選擇是彌補產業配套環節，市場會給出成本優勢，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它的流動方向，只要有投資窪地存在，自然就流過去了，不需要政府“拉郎配”。
　　成都在“產業倍增”和“三圈一體”戰略實施過程中，政府有意約束了干預衝動，從產業佈局到全產業鏈配套，在市場作用下得到了優化，政府付出的成本很小。
　　當前，成都依然在不同領域做著改革探索。成都現在提出“以全面深化改革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努力走在全國新一輪改革前列”的目標，表明成都在“治理能力”層面已做好服務於改革目標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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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
　　政府做好服務 讓市場的回歸市場
　　在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看來，“五大興市戰略”的關鍵，正在於其擺正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近兩年來成都在交通、醫療、教育等方面所獲得的成效有目共睹，這就是因為政府真正地起到了創造條件、提供服務的作用。”
　　“政府做好服務，明確規範，讓市場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下去充分競爭，企業自然會爆發出巨大的力量，而相關產業也能夠隨之獲得更為長足的發展。”甘犁表示，“五大興市戰略”的提出，實際上就是在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將政府的職能從“管制型”向著“服務型”轉變，“交通設施的完善，醫療條件的提升、環境治理的加快，這些都是政府在服務市場過程中取得的成效，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不過，某些領域仍然需要政府介入，進行有效的規範與監管。”作為金融領域的專家，甘犁也給記者舉出了具體的例子，“目前成都的小貸公司很發達，但由於其游離於銀行信貸體系之外，其中蘊藏的信用與違約風險不可小視，這就需要有政府的適當干預，對可能造成的系統性風險給予監管。”
　　甘犁認為，在扶持成都金融發展方面，政府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而這些功能恰恰是市場不具備的，“比如可以在大數據的建設上加大投入。”甘犁表示，目前銀行的信用體系只能夠涉及到與其發生關聯的個人，而政府則可以集合各類資源，通過對個人消費行為信息的歸納建立數據庫，通過大數據對個人信用進行整體評估，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信用風險，“如果此舉能夠取得成效，成都超越北京、上海的價值就能夠體現出來，不僅個人受惠、小微企業得益，對於成都產業升級、更新換代的促進作用也將不可限量。”本報記者 馬玉寶
　　西南交通大學區域經濟與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賓：
　　“交通先行”是打造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的強力支撐
　　對於“五大興市戰略”，西南交通大學區域經濟與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賓則著重從“交通先行”的層面作出瞭解讀。他表示，近年來，“交通先行”作為“五大興市戰略”之首在市外、市域和市內三個層面全面推進，取得了顯著成效，同時也對打造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形成了強有力的支撐，“成都第二繞城高速於今年建成通車，蓉歐快鐵開通，成都新機場場址獲批，成都成為我國中西部地區第一個實施72小時過境免簽的城市，從全國空港第四城邁向全國第四大國際航空樞紐……這些都是‘交通先行’戰略在過去的兩年中取得的成效。”
　　戴賓表示，作為西部綜合交通樞紐的主要樞紐，成都“交通先行”戰略仍然任重道遠，“目前市內交通情況有了明顯改善，市域交通的力度也在持續加大，但仍需要在交通發展方面更上一層樓。”對於成都交通未來的發展，戴賓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認為，除了進一步加快進出大通道建設，加快構建起四小時、八小時快鐵交通圈和連接世界主要城市的航空交通圈外，未來還應該建立起相對獨立、完整的快速交通體系，“以更好地支撐成都大都市區，促進城鄉統籌、一體發展。”本報記者 馬玉寶
　　（原標題：成都新局 治理現代化的城市實驗）